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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接受过不少外国记者的采访其中这三位美国记者他最欣赏。

发布时间:2019-06-10 14:5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一生接受过不少外国记者的采访,其中数得出名字的美国记者就不下8人,但在眼中位置最重要、关系最密切的是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三位美国记者。他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几十年,中国和的许多秘密信息,竟是通过他们的笔传达给世界的。在的眼中,这三位美国记者能比较客观公允地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是中国人可以信赖的朋友。所以,他对这三位记者也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经历和家庭,谈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未来。正是借这三位美国记者的笔,最早把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状况,特别是他本人的经历、生平和思想介绍给了世界,从而使世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对和思想等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初步的比较客观的了解,消除了一些政党、组织和个人对中国及的误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忘记这一点的。”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走进视野的西方记者,也是第一个与近距离接触的美国记者。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九一八事变后曾访问东北和上海,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1936年6月,斯诺由北平出发,经由西安,闯过重重险阻和层层关卡的白区,进入陕甘宁边区。

  斯诺到达陕北保安的当天,周恩来就把斯诺到达的具体经过、时间和来根据地的目的,报告给。当时周恩来问要不要为斯诺举行一个欢迎会。当即回答:一定要举行一个欢迎会,让美国人,让全世界人民晓得我们人并非他蒋某人所说的那样,这样,什么“土匪”啦,是“共产共妻”啦,统统会不攻自破。

  7月14日,红都保安举行了欢迎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即乔治·海德斯,美籍黎巴嫩人,马海德是到陕北后取的中国名字——引者注)的欢迎会,出席了欢迎会,并即席讲话。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正如斯诺在书中所说:“那时候,他颇为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蒋介石曾为这个脑袋悬赏25万元,死的活的都成。”

  欢迎会快要结束时,斯诺对说:“毛先生,我想采访你,把你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报道。不知道你接受我的邀请吗?”

  这是第一次与外国记者近距离接触,也是他第一次向外国人敞开自己心怀。

  按照斯诺的采访提纲,谈了关于苏维埃对外政策的问题。斯诺一边点头一边快速记录着的话。

  在回答了斯诺的这个提问后,还向斯诺问了问当时美国的情况,主要是美国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是如何应对的。

  因为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便结束了与斯诺的第一次谈线日,斯诺对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采访,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主要是回答斯诺提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方针问题。在这个点上,谈得很详细,不仅有对中国社会和抗战形势的分析,而且还联系世界的形势来阐释。

  在谈到中国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时,略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最主要的。

  7月17日,因为连续两天的采访,使有点应付不过来,所以,休息了一天后,于18、19日,又连续两个晚上接受斯诺的采访,主要是谈苏维埃的对内政策问题。的这次谈话,再次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7月23日,又接受了斯诺的采访,重点是谈中国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以消除外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误读。他说:虽然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替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同时,在这次采访中,还回答了斯诺提出的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内的主要任务等问题。

  采访结束时,对斯诺说:“斯诺先生,你这次到陕北很不容易,希望你能到根据地的其他地方走走,看中国和是不是西方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洪水猛兽’。”

  斯诺仍坚持说:“毛先生,我还是想就你个人经历及家庭的一些问题做个专访,因为外面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

  听后,略沉思了一会儿说:“斯诺先生,我答应你,等你从其他根据地采访回来后我一定满足你这个要求。”

  不久,斯诺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到根据地许多地方做了采访,见到了众多的具有传奇经历的红军将领和中国的其他领导,并采访了他们。

  两个多月后,已经是陕北的初冬,天气开始转冷。斯诺回到保安后,再次提出采访。兑现了他的承诺,在10月初,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来应对斯诺的“纠缠”。

  这次的全部谈话,后来都被斯诺写进了《自传》、《中国红军的长征》、《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中。

  10月12日,斯诺离开陕北,回到北平,他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所看、所记的事情写成了《现代中国》、《中国红军的长征》、《自传》、《印象记》等书和多篇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发表。《自传》就是在当时一家英文杂志《亚西亚》上连载发表的。后来,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斯诺写的《自传》,这就是那本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

  对于斯诺的这次采访,后来曾对人说过这样一句线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

  可见,斯诺这次对的采访谈话记录,从史料这个角度看,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

  也正是这次采访,与斯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连别的记者采访他,也忘不了给斯诺寄上一份。1937年3月1日,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了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了她就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会见结束后,立即把这次同史沫特莱的谈话稿送交埃德加·斯诺,并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后,斯诺又于1939年、1964年、1970年三次采访,双方的友谊发展到无话不谈的地步。终生难忘的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在1970年斯诺最后到中国那次,他还对斯诺说:“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还曾深情地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忘记这一点的。”

  1971年,正在瑞士的埃德加·斯诺,获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信息后,极想再次赴中国采访,却不幸患重症病倒在床。、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斯诺的好朋友马海德医学博士带医疗组去接斯诺到北京治疗。但斯诺已经不行了,他请求马海德:“一定想办法让我活到尼克松访华那一天……我希望能够亲眼看见他们的手终于握到一起,我为此差不多整整奋斗了一生。”

  但斯诺未能如愿以偿,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中国政府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今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

  “史沫特莱女士是举世皆知的东方革命圣母玛丽亚,怎么说成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咧?”“史沫特莱女士,我考虑了很久,觉得从您的身份和职业来说,留在党外起的作用会更大,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在眼中,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聪明、漂亮而富有魅力。对她的评价之高,在他接触的西方记者中是比较鲜见的。其实,史沫特莱对于的这一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较早进入视野的西方记者中,史沫特莱在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创造了五个第一的记录。

  ——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九一八事变真相,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第一个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在的罐头盒上开了个“天窗”,向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对“左联”文化运动的迫害。

  ——第一个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以探险家的勇气,只身潜往西安,及时戳穿了的欺骗宣传。

  ——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女记者,并采访了、朱德、贺龙等一批中国的领导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把中国和她所领导的根据地客观公正地传达给全世界。

  ——第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思想,在延安这个红色的革命大本营里,教、朱德、彭德怀等人跳舞……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1892年2月23日诞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她就读于圣迭戈师范学校,参加过革命活动,曾任社会党《召唤报》记者,美国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执行秘书,访问过苏联。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了中国。一到中国东北,她便着手调查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军事占领的情况,并写成稿件寄回报社,九一八事变后得以陆续刊出,由此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事实的美国女记者。1929年5月初,史沫特莱抵达上海。在上海,她广泛地结交各类人物,与宋庆龄、茅盾、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并协助“左联”开展活动。她参加了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她先后参与创办和编辑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人民。

  193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人的命运》。这是外国人写的第一本描写中国农动的真实报道,它深深地刺痛了政府,结果,史沫特莱因此被列入“”的危险人物名单之中。同年5月,史沫特莱前往苏联治病,并完成了第二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次年10月22日,她再次来到上海,作为自由撰稿人,曾为刚创刊的反日英文杂志《中国之声》撰稿,并从事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的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正在西安采访的史沫特莱,立即迅速通过电台广播,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的线日,她应邀离开西安前往延安,采访中国的领导人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并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深情厚谊。

  1937年3月1日,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特地做了简短演说,欢迎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

  当天下午,身材高大、蓝眼睛、高鼻梁、年近半百的史沫特莱来到凤凰山住处采访。正在窑洞里伏案工作的闻讯,热情地迎出窑洞,握住史沫特莱的手,风趣地说:“尊敬的史沫特莱女士,早闻大名,而且早就拜读了您的大作《鲁迅是一把剑》,真是一语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的确是一把把插进敌人心窝的匕首呵!”

  宾主落座后,便直接进入正题,就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等问题回答了史沫特莱的提问。

  这次的会谈结束后,史沫特莱将与的谈线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在的眼中,史沫特莱还是一位敢于向传统挑战的西方女性。她在延安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一件令惊讶,让延安轰动的事,那就是教会了、彭德怀这些“土包子”跳西方的交际舞,把交际舞带进了延安这个红色的革命大本营。

  为了让交际舞在延安流行起来,史沫特莱还在周末办起了舞会。这在当时延安引起了轰动。后来,这位美国记者每周周末都举办舞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邀请的人数越来越多,诸如周恩来、贺龙、徐海东、张闻天、、左权、博古、凯丰,还有、康克清、蔡畅等都被邀请参加过她们的舞会,连彭大将军也赶来看过热闹。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杨家岭充满了欢声笑语,一派欢怡景象。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是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不久,就出人意料地向提出了一个人们没有想到的要求,申请加入中国。为了这件事,特地将史沫特莱请到吴家窑洞,充满信任地对她说:“史沫特莱女士,我考虑了很久,觉得从您的身份和职业来说,您留在党外起的作用会更大,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史沫特莱沉吟良久,爽快地说:“主席认为我留在党外好,那我只好收回申请了,不过,你们可不能把我当外人看。”

  与史沫特莱在延安相处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却结下了真挚的战友情、同志情。

  不久,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到了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担任一名随军外国记者。同时,为了寻求印度对中国抗战的医疗援助,在她的努力下,中共和印度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之间第一次有了正式接触。她于同年11月23日写信给早已熟悉的尼赫鲁,请求他援助中国。26日,朱德也给尼赫鲁写了类似的信。尼赫鲁迅速作出了反应,向中国派出了一支由柯棣华等5名印度医生组成的医疗队。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了武汉,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救护受伤战士,积极募捐,支持医护工作,她向世界呼吁国际医疗援助。这年夏天,她受聘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报道中国抗战。1938年,她完成了第三本书——《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美国纽约出版),详细报道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日的情况,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作用。

  武汉沦陷之后,史沫特莱立即走向抗战前线,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成为外国记者在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她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为此,她被日本人列在政治死敌的黑名单上。一次,在新四军驻地,敌机突然袭来,司令部下令要她紧急疏散,但在她的住地却找不着她,后在战地医院发现她像门神一样怒气冲天地站在门口,坚决不肯离开,一定要等把每一个伤病员转移出院,把应准备的一切物品搬走之后才肯离开。

  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在美国,她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赤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回到美国后的史沫特莱,处境非常艰难。她被美国当局以“间谋”罪加以控制。她想再次来中国,可美国政府不发给她护照。她只好取道英国来华,但途中因胃癌恶化,于1950年5月6日在伦敦病逝。临终时,史沫特莱留下了这样的遗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1年5月6日,按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她的骨灰归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现在你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早上起飞的飞机,如果你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面失去联系。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内战即将开打的危急关头,关切地提醒老朋友斯特朗离开战火纷飞的大西北,这最能体现对这位西方记者的关心。有人说斯特朗是的政治朋友,这话一点不假,因为的一些重大思想和理论观点就是通过这位记者朋友的笔传达出去的。其中最明显的是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正是通过斯特朗的笔公布于世,并传遍全世界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25年,她来到处于革命高潮的中国,客观地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8年她写出《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1946年8月,经宋庆龄牵线,斯特朗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延安。8月6日,斯特朗在延安枣园见到了穿着补丁裤子的。

  斯特朗坐在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袖面前,仔细观察着。斯特朗后来是这样描写的:

  “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的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有关美国的情况,结果使斯特朗十分惊诧,对于美国所发生的事,知道的比她还详细。她不得不佩服对世界大事和世界知识掌握得十分完备。

  斯特朗在尽力之所及地回答了美国的问题之后,首先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毛先生,你认为会不会发生美苏战争?第三次世界会不会打起来?

  不假思索地回答斯特朗:反动派目前的反苏宣传,主要是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的烟幕。美国垄断资本确实想消灭苏联,但是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直接的目的。它们必须首先削弱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然后他们还得控制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要和苏联打仗,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领土,通过英国、法国和中国。所以,美国和苏联是打不起来的!

  说到这里时,一面笑着一面摆弄桌上的茶杯和小白酒杯来说明他的论点。他说:用这把茶壶代表苏联,那个大杯子代表美国反动派,这大茶杯周围的小酒杯代表美国人民,这些杯子和火柴盒摆在一起的弯弯曲曲的线代表其他国家的话,那么,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包围中。只要充分唤醒人民,使人民团结起来,这样,就有力量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唤醒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世界大战。

  接着,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斯特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坚定地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说:“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略一思索,以坚定的口气回答:“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见斯特朗有些惊异,便解释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在这次会见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的话富于哲理,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使首次聆听谈话的斯特朗忘掉了一切,谈话结束已是午夜。

  斯特朗后来回忆说,一针见血的话语,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成为她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线月之初,再次接受了斯特朗的采访。

  这次采访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进行的,毛主席一边谈,一边为斯特朗“饯行”。 毛主席向斯特朗介绍了延安地区形势,并且告诉这位友人:“美国反动派背着沉重的负担。他要豢养全世界的反动派。假如他不豢养他们,他们就会像没有柱子的房子一样倒坍。然而,就像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证明不过是纸老虎。强大的是美国人民,他们是真正有力量的。”

  最后,不无担心地对斯特朗说,现在你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早上起飞的飞机,如果你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面失去联系。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

  1948年底,斯特朗经由法国巴黎回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斯特朗不但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排斥,而且还遭受反动分子的迫害,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直到1958年,年逾古稀的斯特朗才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来到新中国,从此便在中国定居。

  ◆1959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右)和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中国定居的12年中,又三次与斯特朗会谈。他们继续谈世界形势,谈延安时期的精神。特别让斯特朗感动的是1965年那次,当时,正好是斯特朗81岁寿诞,请了斯特朗在中国的美国朋友为她祝寿,请她们吃饭。对斯特朗说:“现在,当华盛顿的战争贩子进行战争升级、并对我们进行威胁的时候,请注意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美国人民民间的不同。对美国人民,我们是必须与之为友的。”

  斯特朗又一次请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这次却把话叉开了,笑着对参加斯特朗生日宴的朋友说,还是发扬民主吧,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生日宴上,一再给斯特朗让菜,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对这次生日宴的谈话,斯特朗曾回忆说:在将近两小时的谈话和其后的进餐过程中,毛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其基础则是对于过去、现在及将来、从生物出海尚未进化成人时,直到人和地球像我们所知的那样终结之时的人类的潮流和其历史的深知。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不管暴风雨在任何时候,多么黑暗,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他沉浸于一个基本的哲学,即他愿意与别人分享最后将得到证明的信心,而不强加于任何人。后来变得很清楚,毛说出了远比我当时的理解多得多的东西。他没有谈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但却说出了一些使我们其后几个月一直思考的一些观点。

  晚年的斯特朗,更加热爱中国,并为新中国而非常勤奋地工作。在她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仍以高昂的热情向世界读者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成就,写了《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西藏农奴站起来》等书。从1962年开始,她还应各国读者的要求,定期编写《中国通讯》。1970年3月29日晚上,她因心脏病久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儿子说:“他什么也没有教给我,反倒问我‘一加二是几?’我就教他说:‘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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